巫蛊大案，掀开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折。那么，何为巫蛊？又如何解读这起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呢？
在中国汉朝之前的典籍中，“巫蛊”二字并未有所记述。有人认为《易经》中的“蛊卦”与巫蛊有关，实则是一种牵强附会。《易经》中的“蛊”，乃古老之“故”的通假字，与巫蛊之“蛊”毫无关联。真正的“蛊”，实为一种蛊惑之力，其古音与“鬼”字相通，因此《说文》中记载，“臬桀死之鬼亦为蛊”。蛊还通“诅”，即诅咒之术。“巫蛊”可理解为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
关于巫蛊之术的具体实施，《汉书》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巫蛊”起源于胡巫，由匈奴传到中土。因为匈奴民族信奉的萨满巫术与史书中记载的巫蛊术操作方法非常近似。这种以桐木制作小偶人，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然后装神弄鬼，施以魔法和诅咒，最后将木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附近。信者认为，被诅咒者的灵魂即可被控制，其性命就能被施法术的人掌握。
自战国晚期开始，由于民族迁徙和融合，匈奴的萨满巫术逐渐传入中土，广泛流行。无论是下层百姓还是上层王公贵族，都对巫术深信不疑。到了汉武帝继位的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因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得宠的美人卫子夫，而被废黜。但当时的巫蛊案件仅限于皇宫内廷，对国内政治影响不大。
到了武帝征和元年冬天，巫蛊之祸的影响变得空前巨大，甚至延续数年，牵连诛死者甚众。此祸涉及皇族、公卿大臣，甚至包括皇太子刘彻、皇后卫子夫等。长安，汉朝的政治中心，在这场重大政治动乱中血流成河，平民死伤数万。
对于这起历史谜团，宋朝大文士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巫蛊之祸虽由江充发起，但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汉武帝晚期忍而好杀，加上他对巫蛊的深深恐惧，使得这场灾难发生。当时汉朝国内疫病大流行，连霍去病这样的英雄都未能幸免。人们将疫病归咎于巫蛊诅咒。而实际上，疫病的流行可能与匈奴人最早使用的“生物病毒细菌战”有关。匈奴人将病死的牲畜埋到汉军经过的水源上方，或将受传染的疫病战马驱赶到汉军军营内，造成了汉军人马的染病。这种因死马死牲畜造成的病毒随着汉军的归来，带入了长安等地，造成了疫病的爆发和流行。
巫蛊之祸的主因是汉武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次因是匈奴人的“生物病毒细菌战”，辅因则是他服用的导致幻觉的“神仙大力丸”。种种因素相加，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来临。
